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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医疗纠纷暴力化的分析与对策的建议
  • 作者:连庆泉  编辑:于建峰  来源:   浏览:2006   时间:2014年04月10日
  •     提案人:连庆泉

    医疗事业事关百姓健康,事关社会稳定与政府威信。历经改革开放的变化,医疗纠纷的社会认识和处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提倡病有所医,也提倡文明维权,让全社会都树立起“保护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就是保护我们每一个病人”的理念。但是,现在医疗纠纷遇到前所未有挑战,甚至频频出现医院内的暴力化倾向。为此,本文对这种现象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一、现状

    医患之间的信任度,2006年北京的调查数据70%左右,2013年华东的调查数据是10%左右,信任度明显下降。现在我国社会有一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所谓“医闹”甚至伤医事件。这一现象的产生根源在于医疗纠纷,如果没有医疗纠纷,绝对不会产生医院内的暴力事件。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调查统计数据,全国有73.33%的医院,曾经出现过患者或家属及亲友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对治疗结果不满意,患者或家属及亲友扰乱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威胁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事件;76.67%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或家属及亲友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拒绝交纳医疗费用;61.48%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去世之后,病人家属在院内摆设花圈、烧纸、设置灵堂等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被殴打受伤的医务人员已超过1万人,以至于媒体惊呼:中国医生已成为最危险职业;中国成为全世界医生遭杀害最多的国家。为此卫计委、公安部不得不罕见地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专门而郑重地声称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医闹、号贩等七类扰乱医疗机构秩序,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如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报道,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的恶劣状况是空前的,而且我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上医疗纠纷最为严重的国家。出现了哈医大附属医院的杀医事件、陕西横山县百信医院科室全部医务人员被要挟给死者集体下跪磕头“忏悔、检讨”事件,浙江温岭人民医院的杀医事件更使医疗纠纷恶化到前所未有的凄惨。这种激烈的医患冲突又促使医患之间更加互不信任。

    二、医疗纠纷的暴力化成因分析

    1、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目前每万人拥有医务人员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大量的病人集中在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那长长的队伍和充满沙丁鱼似人群的大厅,病人没有看病就已经对医院不满了,更易产生矛盾。长此以往,医务人员处于严重的超负荷状态,身体和精神严重透支,容易引起医疗差错与事故。更加容易出现医疗纠纷的暴力事件。

    2、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维权意识加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民众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与加强。维权意识也相应得到提高。对医疗的评价也与患者自身的认识与感受息息相关。其躯体的疾患在自我感觉不称心如意时得到强化,更易激化医患矛盾。

    3、期望值过高:对医学的认识与现阶段医疗水平的矛盾。人们对医学的认识如同我们的其他自然科学,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生命的复杂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杂,每个疾病在不同人身上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同样的表现可能是不同的疾病,这些都缘于生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为某种治疗手段可以包治相对应疾病只是社会上的一种偏见和良好的愿望。

    4、把医疗活动等同于普通的消费活动。那种把医疗消费等同于普通消费,认为医疗投诉的解决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法》来解决,就是对医学的肤浅的理解与机械的认识。这种形而上学使得医生不按病人的要求开药引起病人不满,医生按照病人的要求开药更加容易引起医疗事故,从而更加容易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

    5、社会解决医疗纠纷途径不畅。我国目前对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有医患之间的协商、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学鉴定与司法鉴定以及司法诉讼等四条途径。按说解决的途径也不少,但是现有的每种方法都值得斟酌。医患之间的协商,听凭医患双方各自维权,缺少权威。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没有强大的医学技术做支撑,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医学鉴定与司法鉴定,前者不但因为存在老子给儿子鉴定之嫌而备受诟病,更因为鉴定书没有专家签名和出庭听证义务难以令人信服,在法律上证据完整性值得考量;后者因为鉴定人员大多是法医组成,其临床医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值得商榷;而且由于存在盈利驱动,可能使其中立性和公正性同样受到怀疑。司法立案慢、解决时间长,更由于社会对司法缺少正确的理解等等,都是导致患方对司法有抵触感。

    6、医院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定位与其自负盈亏的矛盾。公益性的定位与其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使得医疗机构的管理无所适从,就像是一个人患了精神分裂症,目标宗旨与行为没能统一,是个典型的矛盾体。因而常常因为人们需要医院的社会公益服务与创利经济模式产生矛盾导致恶性纠纷的产生。

    7、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目前的媒体业竞争异常激烈,各类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诞生了标题党,有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新闻界俚语。媒体就是想方设法把平常的事件渲染、包装,甚至故意激化医患矛盾以达到轰动的效应。如广州的先天性巨结肠“要十万元才给治疗而武汉只要三毛八就能治好”的事件,产科护士“缝肛门事件”等等,大肆报道。在真相大白后没有那家媒体出来大张旗鼓给予澄清,反映出媒体的极度功利和自我,甚至置社会的良序功德于不顾,公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更没有媒体的主管部门申明要严格管理这种混乱的现状。这些都在损害、侵蚀着医疗这个本不强大、结实的躯体。

    8、医疗损害补偿机制存在问题。由于生命的复杂性,使得医疗的结果也相应地复杂,有时表现为或然性。这种生命的意外所表现的或然性应该有对应的保险机制。我国的保险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起步得晚、险种少、接受的人群少、覆盖的人群少,因此现阶段由于医疗损害的意外尚无很好的医疗意外险补偿机制,使得这些损害没有很好的得到补偿。这也是激化医患矛盾的成因。

    9、医务人员的不良行为。医疗机构中存在的药品定价和购销阴暗面,医务人员的不良服务态度和医德医风是直接导致医疗纠纷、激化医患矛盾甚至演变成暴力的危险因素。

    10、社会公共秩序没能得到有效维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执法机关在听到医院呼叫时出勤慢、到了事发现场作旁观状而无所作为,置医务人员的人身权利于不顾,把医疗纠纷中的医务工作者置身于法律保护之外,没有尽到司法机关应尽的职责。

    11、医疗机构与卫生管理机构管理目标之间的矛盾。医疗机构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尽管总体管理有质量上的要求,但是大多限于文本检查,考核手段也有限,使得管理的力度不够,只要经济效益能够明显增长,医疗安全不出大问题就认为是管理到位。越是这种不求成功但求无过的管理医疗安全的观念,越是容易出大问题。

    三、医疗纠纷的解决思考

    针对上述的医疗纠纷暴力化倾向的成因,我们认为可以从大环境上营造良好的医疗形象,如建立医务人员的诚信体系、制定合理的药品定价机制(包括新药的审批制度)、制定药(药械)企和药品(药械)营销公司的反不正当竞争与诚信制度、制定合理的医疗收费标准(及时性)、医疗纠纷诉讼审理的公开化(此为低级要求,司法公正是更高的要求)。除此以外,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解决供需矛盾方面

    (1)公立医院的定位问题。目前的公立医院既要治病又要考虑医院以及职工的利益,其事业单位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们的运行,常常落后于医疗市场的需求,由此产生了许多矛盾。要改变这种现象,首先要从医院的体制上进行改革。公立医院做公益性的事业、福利性的事业,不参与盈利性的经营。让院长从医院的基建中、创收中、购买大型仪器中、收费定价中、财政拨款中、争取编制中解脱出来。一心一意做公益,全心全意看好病。这样,才能取得社会的信任,才能使大部分病人满意。

    (2)基层社区医院与家庭医生服务体系的完善。建立和完善基层社区和家庭医生医疗服务体系是解决供需矛盾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病和常见病的诊疗,社区医师和家庭医师可以做到相应的监测和治疗,而无需去大医院治疗,可以大大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和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服务也是一个很好的服务模式。

    (3)媒体关于医疗报道的公正性、中立性(政府监督)。现在医疗纠纷暴力化也跟少部分媒体报道有失公允相关。医学是一个很专业的学科,并非普通人通过表象观察即可作出公正而正确的判断,也非能按照常理可以推导判定事情真像,需要专家进行鉴定才可以评判是非。所以应该从政府角度对部分没有经过严谨调查就进行过激报道的媒体进行监督,对严重歪曲事实真相报道的媒体采取必要的惩处。至少,在政府层面每年要让卫生管理机构对本年度的有关失实的医疗纠纷报道进行点评,并开辟出专门的版面进行专访与讨论。

    (4)营造和谐医患关系。医患纠纷其本质就是人与人的纠纷,很多纠纷通过沟通和理解可以缓解,甚至化解,这就希望政府、医疗机构以及社会团体等能够搭建各种形式的医患沟通平台来消除彼此戒备心理和紧张情绪,这些平台包括医患座谈会、推广医学常识、理解医学局限性等等,让医患真正做到换位思考,消除隔阂,建立信任。

    (5)取消医患争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处理。众所周知,医疗行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体现出服务属性,但不代表其就是一种消费关系。如果简单的将医疗行为理解成一种消费合同关系,那么会出现更多的矛盾,比如在现有医疗资源总体紧缺的情况下,是无法形成一个成熟“消费市场”的。其次,医疗行业的公益性与逐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背离的。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定位模糊”,如果适用《消法》,那么医疗机构的逐利性就应该合法合理,这又会产生更大的矛盾和争议,所以,建议取消医疗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参照《消法》来进行判决。

    2、提高医院自身管理方面

    (1) 医院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建立提高患者安全的有效制度(包括技术考核制度的完善)。医疗纠纷案例或多或少存在医疗技术的问题或者医院行政管理的问题。应该加强技术培训,充分运用信息化、合理化、人性化、规范化的手段,达到医疗服务的病人满意。

    (2)加强医生的职业风险教育与培训。医疗本身就是高风险的技术项目,要让医生正确认识从事的行业,诚如医学名言描述的“有时治愈,常常减轻(病痛),总是关心”,医务人员所能够治愈的只是一小部分疾病,但是不表明医务人员大部分时间是无所作为,怎样正确认识疾病,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应该通过对医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而且要进行考核。不但是入院上岗就要培训,而且要在医科院校里就要成为必修课,并要持续到职业化教育的相当长的时间段。

    3、纠纷出现后处理的合理化和秩序性方面

    (1)  医院内解决医疗纠纷投诉的协商办法的完善与监督。医院内第一时间应该对纠纷的处理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卫生管理机构应该尽早介入,可以是现场的或网络的,尤其是对重大的案例进行有效的监督,也可以是大医院之间的互相监督,避免因为自己处理自己,很难下重手或者出现护短,还可以避免因为认识的局限出现的当局者迷。

    (2)卫生管理机构建立对诉讼医疗纠纷案件的倒追查制度。卫生管理机构除了第一时间介入重大的医疗纠纷案件之外,还要对重大医疗纠纷进行抽样、重新评估,对存在不合理的处理决定,应该进行纠正并予以通报批评,使医院对医疗纠纷的解决有一严肃的监督。

    (3)医疗鉴定与司法鉴定的统一与完善。虽然出台了《侵权责任法》,但是我省现行司法实践中仍然未明确医疗纠纷由司法鉴定还是医学会鉴定,所以在司法事务中会造成混乱,使得医患双方在选择鉴定机构上存在争议,希望相关部门明确鉴定机构类型,避免因为选择鉴定机构而加重医患双方的不信任程度。据悉医学会鉴定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在程序上更为客观公正,也更专业。建议全省司法实践中,将审理医疗纠纷的案件中统一由医学会鉴定(上海地区的各级法院已经采取此类规定)。

    (4)缩短医疗纠纷诉讼的司法立案的时间。现在患方很难被引导至法院进行诉讼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为医疗纠纷诉讼审理时限过长,短则近1年,长着3、4年。如此长的时间,实在让患方感觉所有机构都在“拖延”,所以患方只能希望寻求解决问题最快的办法——找医院。而矛盾的双方很难取得彼此信任,故又会激化医患纠纷。

    (5)营造依法管理的治安环境,坚决打击医闹、伤医事件。医疗纠纷属于民事范畴,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伤害医生、护士”的理由,应该对因医疗纠纷作为“由头”而采取的暴力采用“零容忍”态度。希望公安部门切实加大对医院内暴力的处罚力度,坚决打击违反《治安处罚法》的犯罪分子,而不是采取“人死为大”,姑息纵容的态度,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这会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

    医疗服务的主体医院目前仍然主要由事业性的公立医院承担,因此,作为医疗服务的副产品医疗纠纷,也拥有事业性质,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我们应该对医院内暴力零容忍,从每一例医疗纠纷做起。 否则,当有一天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医生看病,就像是在沙漠中寻找甘泉一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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