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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厚重深邃的统战思想 炉火纯青的统战艺术
  • 学习习仲勋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
  • 作者:令计划  编辑:于建峰  来源:   浏览:1748   时间:2015年02月20日
  • 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和楷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习仲勋同志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和时间,特别是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书记处书记分管统战工作期间,坚定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杰出的领导才能和宽阔的胸怀,指导统一战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为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开创新时期统战工作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习仲勋同志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的重要理论观点,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如果不紧紧掌握和运用这个法宝,党和国家的大事就办不成

        这是1985年习仲勋同志在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上作出的重要判断,是他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掌握和运用统一战线切身经验的深刻总结。

        1932年习仲勋同志领导“两当兵变”后,在刘志丹同志的影响下,深刻理解了“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的思想,自此开启了他对统一战线的探索,并在实践中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他提出并运用“只要你今天不打我,我今天还要坚持合作”的统一战线策略,摆脱了力量薄、外援少的困境,1933年与刘志丹同志等创建了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1935年这块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早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同志总结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就十分鲜明的强调统一战线在党的中心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他提出,开展党的中心工作应该注意以下方法:一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二要整理内部组织,三要扩大红军、加强整训,四要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为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提出的区别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同时纠正了土改运动中的偏差,团结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西北期间,习仲勋同志针对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的情况,强调西北的实情,只有团结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力量,才能办好,要把统一战线政策定为党的基本政策。他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以“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的力量”的智慧,“军事清剿为辅,政治瓦解为主”的方针,“克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思想”的决断,“联合封建反封建”的做法,顺利推进西北各省的土地改革,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平定武装叛乱,改善人民生活。他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大胆而妥当地解决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习仲勋同志运用统一战线方式反复争取项谦,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打消少数民族群众疑虑的一个范例,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厉害”。青海省藏族昂拉部落千户项谦统治着贵德、同仁一代大片藏族区域,在国民党马步芳残匪的拉拢怂恿下发动武装叛乱。从力量对比看,解决昂拉叛乱,军事进剿最易奏效。但习仲勋同志立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大局,力排众议,坚持反复团结争取。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先后17次派人劝降项谦。但项谦顽固不化,一些藏族头人及宗教人士都义愤填膺,要求政府出兵平叛。习仲勋通知再三叮咛“万不可擅自兴兵”。在进剿歼灭项谦匪部后,习仲勋同志仍对项谦采取宽大争取政策。精诚感落顽石泪,实意催出枯木芽。项谦终于被感化,这件事在西北地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1981年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统战工作后,始终强调统战工作关系到革命建设的成败,是一个战略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这个法宝绝不能丢。他以广阔的胸怀视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为自家人,以战略的眼光广结各界朋友,以同胞的情谊凝聚海内外同胞爱国心,既有调动港澳台海外统战资源、解决发展资金匮乏的大手笔,又有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形成人心稳定大局的大智慧,还有拓展统战视野、争取国际力量支持的大魄力,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进现代化建设、推动祖国统一凝聚起广泛力量。

    习仲勋同志对统战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充分证明,统一战线作为凝聚最广泛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式,是我们党不可离开的重要法宝、不能偏废的政治优势、不得动摇的长期方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新形势下,面对思想观念、利益诉求的多元多样多变,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凝聚智慧,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习仲勋同志做团结工作,善为人所未能想。他曾主动接触并成功分化国民党及地方武装力量,成功领导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部队横山起义,使他们从与我刀枪相向到给我送枪送炮;他曾逐一拜访乡绅头面人物,动员争取他们对减租反霸斗争的支持,使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不破裂;他敢于保护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过好土地改革关,团结教育一部分封建力量成为帮助推进土改的力量;他破除僵化思想的束缚,指示将海外第二代、第三代的线拉通、带回来。习仲勋同志视野开阔、胆识过人、勇于开拓,常常能力在力量对比悬殊、外部环境复杂的条件下化敌为友、化恶为善、争取中间势力,壮大革命力量,不断破解难题、打开局面。

        习仲勋同志做团结工作,敢为人所不能为。他不畏难、不怕险,冲破各种阻隔、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加大凝聚力。1979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同志写信,反映广州南华寺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习仲勋同志当即指示予以保护,恢复对六祖慧能真身的供奉。对此有人担心不妥,有人表示不同意。习仲勋同志强调,同意要恢复,不同意也要恢复,因为这关系到广大宗教人士的团结。习仲勋同志有句十分精辟的话,要搞“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了争取和平统一大业早日实现,他不计个人毁誉,促成国民党高层人士访问大陆。他还十分关心照顾海外华侨,为我们党团结了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和同盟军。

    加强海外统战工作、奠定两个范围联盟的工作格局,是习仲勋通知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开创性贡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到大陆投资兴业、旅游参观的港澳台海外同胞与日俱增。由于长期“左”的思想仍未完全清除,不少人对“海外关系”闻之色变、避之不及,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时缩手缩脚。习仲勋同志对此十分关注,他在1984年召开的省区市侨办主任会议、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座谈会等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港澳台同胞与海外侨胞对祖国统一大业的促进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代替不了的,统战部门要积极开展对“三胞”的联络交谊,进一步做好海外统战工作。在习仲勋同志的指导下,198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立了新时期统一战线“两个范围联盟”的战略思想,使新时期统一战线既包括了由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又包括了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的海外侨胞在内的、以用户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形成了统一战线立足大陆、面向海外的新格局。

    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习仲勋同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思想,道出了统一战线的精髓所在,指明了统战工作的目标所向,也应成为统战工作者的不懈追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团结的人越多,我们的力量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团结。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把扩大团结面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立足点,眼界上更宽广,胸怀上更宽阔,方法上更灵活,进一步凝聚起移山填海的力量。为推动伟大事业的发展和宏伟目标的实现而不懈奋斗。

     

    我们总是经常和民主人士充分协商,今后还应该坚持这样做

       针对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习惯和作风,总是感觉与党外人士协商麻烦的现象,习仲勋同志经常讲,做好工作既要有领导又要有民主,党的领导不仅是形式上的,要老老实实与党外人士商量问题、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习仲勋同志从加强民主协商工作做起,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优良作风。1978年7月他到广东主持工作仅3个月就建议把“双月座谈会”改成“双周座谈会”,在全国率先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民主协商制度,活跃了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民主生活,发挥了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他专门在1982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一战线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风”,要坚持“和民主人士充分协商”的传统。在进行一些重大决策前,特别是在召开重要会议、形成重要文件之前,他都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进行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充分体现了作风民主、胸怀博大的政治品格。

       习仲勋同志把听取党外人士一件作为决策的必经环节。1950年7月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党员干部会上强调,要“将我们的工作状况,我们准备解决各种问题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白、研究、考虑,经过反复酝酿,广泛地交换意见、充分协商而后决定”,“如果我们只是把党外人士摆样子,只是将我们已懂得的东西或者我们的决议,拿出去叫人家同意,签名或者画行,那人家就不高兴,就同我们貌合神离,是形式上合作,而实际上不合作”。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1987年就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换届的人事安排问题,提前半年开会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在习仲勋同志的推动下,中央把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要决策前向党外人士同胞有关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协商的做法,形成制度确定下来。

        发扬民主,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让人家讲话。习仲勋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听真话,鼓励党外人士讲真话,他坚决反对压制不同意见的错误做法,严厉批评有些共产党员盛气凌人的现象,指出”既然党决定了那还商量什么呢?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妥的“。在征求党外人士意见时,他提出对的错的都可以说。他多次听取喜饶嘉措大师关于民族宗教情况的汇报,对大师说,“你反映的好,意见提得对。你不为佛教说话,谁为佛教说话”。依据这些反映的情况,我们党及时纠正了那些违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问题。为了能让党外人士能讲真话、敢讲真话、愿讲真话,习仲勋同志对统战干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指导,甚至连与党外人士怎么说话。用什么样的语气都谆谆指导,为新时期统一战线营造了浓厚的协商民主氛围。

    “言能听,道乃进。”民主协商的精神已经深深融入到统一战线之中,成为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成为开展统战工作的主要方法。新形势下,我们要学习习仲勋同志的高尚品质,大力弘扬民主的作风,听得进逆耳音,容得下尖锐批评,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始终坚持协商的方法,多同党外人士沟通,平等相待、商量办事;不断健全程序机制,使党外人士了解情况有途径,反映意见有渠道,提出的建议有回音,推动统一战线内部和谐安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

     

    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

        在统一战线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习仲勋同志从来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新中国成立初期,罗马教廷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采取敌视态度,以圣谕和神权煽动天主教会反对人民政府,甚至以所谓“裂教”罪名和“摘神权”等手段威胁爱国神职人员。一些神职人员害怕失掉宗教地位和生活保障,常常动摇于“神权”和反帝爱国之间。针对这一问题,习仲勋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天主教对梵蒂冈的态度仅从宗教关系出发是不对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关系到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问题。他要求中国天主教会与教徒必须在不违反中国人民利益、不分割中国主权和梵蒂冈改变了敌视新中国政策的前提下,才可以和梵蒂冈发生独立自主的宗教关系。1958年,梵蒂冈宣布“绝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爱国主教,并作出否认上海教区代理主教的决议,激起了中国天主教界的强烈愤慨,中国天主教自此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宗教上同梵蒂冈彻底地割裂关系,坚定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习仲勋同志开展统战工作,十分注意在方针政策上坚持原则、把握界限。1982年,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接见达赖喇嘛三人代表时,针对三人代表提出的要用对台湾的九条方针或者更宽一点的办法对待西藏问题,明确指出,“西藏和台湾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提这个问题起码是没有常识。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搞什么大藏族自治区,这个根本不现实,也绝不可能”。他提醒达赖代表,把西藏搞成一个“国家”不成,搞个所谓“高度自治”也不成,要改变这个态度,不然就没有共同语言。正是因为坚持原则、坚持政策,习仲勋同志将起话来把的准、放得开、收得拢,从容应对,进退有据,揭露了达赖集团搞变相独立的把戏,又确保了交涉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

        习仲勋同志指出,“对党外人士,光奉承不批评,是迁就主义;光斗争不团结,是关门主义。”他撇开这两种偏向,坚持以求同存异的方法开展统战工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政策,保持了统一战线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融洽和谐的气氛。护送十世班禅进藏之初,习仲勋同志就要求有关同志”对它们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也是要有的,有小异又有大同”,强调“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在新中国文教事业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习仲勋同志严肃批评文教统一战线团结不够的问题,指出“有的团结还没搞好就先要改造,就挤他,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还没有搞好就来训他,那就不行”,“批评是要引导人家应用共产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对待问题,而不是要求别人个个都成为共产主义者”,对当时文化教育思想的转变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确对待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差异和分歧,求同存异、体谅包容,是发展壮大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新形式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大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新形式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习仲勋同志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既团结又批评、既求同又存异的统战工作思想,对无关宏旨、无碍大局的差异,要给予包容;对有利于改进工作、减少失误的差异,要真诚欢迎;对涉及重大是非和政治原则问题的差异,要旗帜鲜明地坚定立场、加强引导;对于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错误行为,绝不能迁就,妥协和退让,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从而牢牢地把握统战工作的正确方向,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的大团结大联合。

     

     

    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要谦虚诚恳、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与十世班禅的友谊,是习仲勋同志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最为人称颂的佳话。1951年,习仲勋同志在西安第一次见到了准备进京的年仅13岁的十世班禅,两人一经相遇,一生相知。1953年,习仲勋同志担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后,受中央委托,开始负责同十世班禅的长期联系。在与十世班禅的交往中,习仲勋同志不仅有关怀备至的情义,有体谅包容的胸怀,更有思想见面的坦诚。平时他们经常来往,互相问候,遇到工作上的问题,更是促膝谈心,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有了不同看法,总是循循善诱,启发引导,一而再,再而三地交谈,从不强加于人,正是因为以诚交心、以真相待,在40多年的交往中,十世班禅对习仲勋同志高度信赖,每逢观察、出国和进行重大活动,总是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他们的友情日臻醇厚、保持终生。

    习仲勋同志在《交朋友的真谛》一文中说:“在与朋友交往中,要谦虚诚恳、推心置腹、肝胆相照”。这是习仲勋同志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真实写照。在习仲勋通知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党外朋友,像傅作义、包尔汉、班禅、阿沛·阿旺晋美、邵力子、黄正清、李德全等,他们交往甚笃、情同手足。党外朋友的冷暖时刻装在他的心中,不仅逢年过节要一家一家去登门看望,连每次宴请的座次和菜谱都要亲自过目,还千方百计帮助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困难,这些看似平常细微的小事积累起日渐深厚的友谊。

    习仲勋同志特别注重在工作中尊重支持党外干部。他在西北与张治中共事时,重要的工作交给张治中办理,关键的场合让张治中出面,中央的文件精神也让张治中传达,张治中提出的意见建议件件都有落实、有反馈。与习仲勋同志有交往的党外朋友都感觉:习书记是上级领导,又是合作的同志,是挚友,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敢说敢干,心里有话喜欢对他讲,说错了也不怕。

    以至诚之心交友,最关键是在政治上的充分信任。1950年习仲勋通知力排众议,大胆启用藏族代表人士、起义将领黄正清担任甘南剿匪司令,并以枪相赠、以言相赠,鼓励他“不管外面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黄正清泪落满衫,终不辱使命。黄正清终生难忘的是习仲勋的高度信任,他从心底里觉得“习书记是藏胞心目中的亲人”。

    联谊交友是一门学问、一种艺术,也是统一战线最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习仲勋同志的交友之道启示我们,以真理交友,循循善诱、晓之以理,道义相砥、过失相规,则友谊牢不可破;以真情交友,结之以情、交之以义,相敬相知、相助相成,则友谊醇厚浓酽;以真心交友,与党外人士“推赤心置人腹中”,肝胆相照,荣誉与共,则友谊绵长久远。新形式下,我们要学习习仲勋同志的胸怀境界和人格魅力,践行习仲勋同志的交友之道,努力交到更多党外诤友、挚友。

     

    如果领导人不能代表人家的利益,不能解决人家的问题,人家就会推翻你的领导。

    习仲勋同志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最早过问的事情之一,是帮助梅兰芳夫人及子女查找被收缴的遗产。1961年,梅兰芳先生逝世后,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其家人十分感激,提出将部分遗物捐献给国家。但操办此事时,有关部门将梅先生的个人收藏悉数拉走。经历十年内乱后,其中一些藏品不知下落。习仲勋通知秉持“一个人的政策落实没落实,可以影响许多人”的理念,亲自过问此事,对梅兰芳夫人说,“我一定负责,一定给你个交代”,还建议成立纪念馆筹备处查找文物,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梅兰芳纪念馆。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央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召集人,主持制定了多个解决历次历史遗留问题的文件,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为许多蒙受冤屈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统战成员落实政策,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打下了扎实基础。

    照顾同盟者利益不能说空话,要多办实事。习仲勋通知一贯强调领导者必须“代表人家的利益”、“解决人家的问题”,并长期身体力行。比如,他非常关心少数民族的切实利益,强调“一个封闭的民族是很难发展和进步的”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他鼓励支持各地组织专家为发展河西、湘西、鄂西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定具体计划,指示有关部门帮助民族地区进行专业人才培训,亲自研究解决广东民族学校搬迁问题,拨专款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少数民族地区引进港澳资金牵线搭桥,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致富。

    照顾好党外代表人士的切身利益,能够在统一战线成员中产生辐射效应,达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习仲勋同志高度重视和关心党外人士,安排刘海粟大师赴香港定居,过问张志忠之子的工作安排。当了解到孔子七十七代嫡女栖身于一间不到6平方米的小篷房中时,他即刻要求北京市委限期解决。他还多次批示要求国务院宗教局落实政策,推动了广州光孝寺的重新开放。通过落实一件事、影响一大片,落实一个人、影响几代人。

    在1982年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同志殷切希望各级统战部门都要成为党外人士之家。他说,要像组织部是干部之家一样,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一切党外人士,觉得统战部是他们的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诚心诚意帮他们解决。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坚持以根本利益夯实团结合作的基础,同时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的特殊利益,是统一战线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习仲勋同志正是通过维护党外人士的切身利益,不断增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把照顾党外人士利益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为党外人士着想,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所愿,积极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及时帮助他们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统一战线这门学科必须随着时间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不能停滞和僵化,否则就没有生命力。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一些尘封已久的统战理论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党外知识分子是不是统战对象的争论。1982年,有的报纸公开发表短评,提出知识分子不再是统战对象,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内部不可能有统一战线。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思想混乱。中央统战部经过深入研究向中央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非党知识分子仍是党的统战工作对象,“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同志多次批示,肯定中央统战部的意见,他还特别强调,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作用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不是缩小,而是更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不是变少了,而是更多了。因此,统一战线工作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不断加强。习仲勋同志的这些论述,澄清了错误和模糊认识,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

    思想不解放,实践就不会有发展。习仲勋同志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重大贡献,首先在于从根本上解除了长期困扰和禁锢人们的思想屏障,推动了党的统战工作指导思想的重新确立。习仲勋同志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顺乎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不能再让一些过时的旧观念、旧框框束缚人们的思想。他在对新时期统战工作大政方针做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统一战线这门学科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前进”的重要思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确立了理论研究要“有的放矢”,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立新破旧”等原则,推动统一战线工作进入黄金发展期。

    习仲勋同志把统战理论政策创新作为保持统一战线生命力的重要方面。他提议召开1982和1986年两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并在1982年和1986年两次全国统战作会议,并在1982年的会议上确立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为统战工作肃清“左”的影响、防止和克服关门主义奠定了基础,推动统一战线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正确道路上。1985年,他倡导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统战理论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以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新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宗教工作方面的情况很多,问题很大,既有怀疑、否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问题,又有打着“宗教”旗号搞渗透和破坏的现象。习仲勋同志要求统战部门专门综合研究,并指导和参与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一文件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理论的一次创造性发展,成为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解决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注重以工作创新解决问题、推动实践是习仲勋同志的一贯做法。他准确把握统战工作中矛盾问题的实质,明确了哪些需要大刀阔斧、哪些需要循序渐进,创造性地把统战工作推向前进。从文革结束后明确提出鼓励、团结和引导知识分子报效国家、团结和调动党外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极性;到制定“该松绑松绑,该捆死捆死”的工作思路,亲自指导解决涉及19个省市的“呼喊派”反动组织问题,维护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再到作出“放眼世界,大胆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打开局面”;再到严格规范统战工作作风,要求“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虚假的”,亲自关心民主党派新老交替、培养年轻一代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这些无一不体现了习仲勋同志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的精神,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

    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习仲勋同志称之为”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学高峰“。习仲勋同志大力倡导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思想,深刻影响着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新形势下,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遇到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在统一战线中反映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打开眼界视野、把握时代脉动,直面现实期待,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积极探索和把握统一战线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力求做到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开创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

     

    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习仲勋同志无时不忘党对统一战线政治原则、政治防线、政治路线的领导,始终注意结合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重大活动教育引导统一战线成员。他在198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同时,习仲勋同志注重讲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相统一,强调党的领导不和宗教团体的组织独立性。从天主教教务的规范到民主党派内部事务的处置,习仲勋同志从不包办代替、遇事干涉,而是支持他们自己协商、自助调节、自行处置,反复告诫统战干部”这比我们出面干预好得多”。

    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关键要加强全党对统战工作的重视。习仲勋同志在1982年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是各个部门的工作。任何时候,我们党员总是少数,党与非党的关系,存在于各条战线,统战部一家是包不下来的”。针对长期以来统战工作集中于党的统战部门、主要靠统战部门完成的状况,习仲勋同志在1986年进一步强调,必须“加强统战部门与各个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和优势,共同搞好统战工作,既不要一家包办,又不要各自为政”。各有关部门之间一定要互通信息,统一政策,协调行动。他特别强调,“统战部门与人民政协、对台、港澳、侨务、外事、经贸、文教等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实际工作中更需要密切协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这些思想极大推动了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形成。

    习仲勋同志把支持统战部门建设作为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基础性工程来推进,他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统一战线工作上,不仅亲自指导统战干部“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围绕中心开展和推动统战工作;还为加强统战工作力量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工作,包括及时纠正裁并民族宗教事务部门的现象,并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批准中央统战部成立了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经济领域统战工作以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业务部门,奠定了新时期统战部门的基本架构。

    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倡导者、促成者和组织者,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党的领导始终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领导,克服一般化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从战略上、策略上、政策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保证统一战线正确的发展方向。

    习仲勋同志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对统一战线的运用炉火纯青,使我们学习的楷模。今天统一战线纪念习仲勋同志,就是要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和卓越贡献,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学习他对统一战线的身深厚情怀和统战工作的高超艺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推动新形势下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名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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