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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 ——猪鬃大王”古耕虞与周恩来二三事
  • 作者:赵宾  编辑:于建峰  来源: 《中国统一战线》  浏览:1882   时间:2015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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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是周恩来117周年诞辰,1月8日是周总理离开我们39年的日子。古耕虞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为缅怀伟人,追忆先贤,笔者忆述古耕虞与周恩来深厚的同心往事。

    出生于重庆山货业世家的古耕虞,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1岁即继承父业经营“古青记”山货字号,当上了少掌柜,仅两年时间“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八年便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业。抗战期间,其猪鬃出口量曾高达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被誉为“猪鬃大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把中国猪鬃公司全权交给他经营,并由此创立了国家土畜产进出口公司,他则把自己的全部产业无私地贡献给了国家。从抗战实业救国到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古耕虞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

    古耕虞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抗战爆发前后。

    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在重庆,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民族工商业家在特园聚会、商谈。此时的古耕虞是猪鬃出口商,又是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在《新华日报》编辑许涤新的引荐下,古耕虞与周恩来第一次在特园见面,让古耕虞对周恩来有了特别的认识。

    一见面,周恩来就亲切地询问“古青记”的经营状况。古耕虞也不隐瞒,一一道来,据实以告。对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搞与民争利的官方垄断和掠夺,言谈中极为愤慨。

    猪鬃是当时全世界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抗战以前,西方工业国家所需要的猪鬃几乎全部由中国供应。因其出口利润大得惊人,高达10多倍之巨,国内的猪鬃出口生意基本被官僚资本企业垄断,古耕虞公司的猪鬃就不得不供应给标榜为“统购统销”、实则为垄断的官僚资本企业,占其全部收购量的70%以上。

    “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搞与民争利的官方垄断和掠夺。”周恩来沉思着认真地倾听,一针见血愤慨地道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实质,以及他深知民族工商业者的苦衷,让古耕虞引为知己。

    在那次会面中,周恩来给古耕虞的最深的印象是他坚持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坚决态度。

    “为了支援抗战,鬃商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工商业家要有远见。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这些话在古耕虞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随后不久,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深明大义作出牺牲,接受了国民党政府贸易委员会下属的复兴公司与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但因国际市场只认“古青记”的“虎牌”猪鬃,故仍任其拥有该公司大部分股份,并任总经理。

    为了支持抗战,古耕虞在抗战初期中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后无港口可用的情况下,率先利用公路试运猪鬃到越南,通过东南亚转运到美国和欧洲市场,结果很顺利。抗战后期,中国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公路相继断绝。古耕虞又通过中印航线,源源不断输往美国,换回宝贵的外汇,支撑起中国抗战的财政命脉,也支持了反法西斯盟军的作战。

    抗战结束后仅仅几天,重庆就传出内战即将爆发的消息。当时,《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的记者来访问古耕虞,要古耕虞对时局发表谈话。古耕虞随即表示,抗战八年,人民已经受够了痛苦,今天他们一致要求安定,决不许打内战。

    就在那次发表谈话以后一两天,《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潘梓年约古耕虞在特园吃饭。古耕虞应约而去,在座的有周恩来、许涤新、潘梓年和中共代表团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客人只古耕虞一个。

    “我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从我内心说,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们打起仗来,我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内战。”那次周恩来与古耕虞时间较长的谈话中,古耕虞说出了工商业者的心声。

    周恩来听了后对古耕虞说:“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抗战胜利后,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建国。为了求得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区的抗日军队,但国民党军队要停止向解放区前进。希望民间团体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

    “站在老百姓的立场”

    1945年10月19日,是秋末霜降之前一个微寒的日子。

    这天,在重庆下半城白象街有名的西南实业大厦里,却是人声鼎沸、宾客满座,就连大厅门外、窗外也挤满了人。这是西南实业大厦里从未有过的场面。原来,这天周恩来要来作《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

    周恩来一开讲就表示能同各位先生见面很荣幸,谦逊地说:“自己对于这项课题,既非素习,又乏经验,尤其在专家面前,实在是班门弄斧,所以今天兄弟是相当惶恐,只能略谈一点感想,以及共产党平时所主张的意见,求教于各位,希望能够尽量批评,不论是赞成的,反对的,我们都愿意接受。”

    接着,周恩来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从发展工业建设的政治环境、资本问题、发展问题、税收问题、劳资问题等五个方面谈了看法。指明了战后中国发展经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坦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经济建设将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为民族经济指出了前进的道路。

    周恩来的精彩演讲给古耕虞震动很大。

    “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看中国今天内战的情形,不是你说我打你,或者说你打我的问题,打架单是一方面是打不起来的,要说不对,双方都不对,责任双方都要负的。今天本是国家新生的机会,国家光明的前途,人民生存的幸福,不能给两党这样毁灭。政党既是代表人民,不管国民党代表各阶层也好,共产党代表农人、工人也好,今天中国人民所一致要求的是安定。只有安定,商人才能做生意,农人才能种田,工人才有工做。因此今天要尊重人民的意志,无论哪个政党,违背工商界的要求,都要失败的。”11月4日,古耕虞向《商务日报》记者谈话时,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并希望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此时的古耕虞在客观上与共产党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

     

                              周恩来总理代表政务院向古耕虞签署的任命书


    “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

    1949年10月4日,即新中国开国之后三天,徐冰陪古耕虞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总理亲切地接见了古耕虞。

    一番叙旧之后,周总理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今天时间不多,不能畅谈。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不要急于表态,你可以先考虑。”

    总理接着诚恳地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的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

    一番开诚布公的话中,古耕虞深切地感受到总理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心里一阵热潮涌动,当即表示,不辜负总理的信任,接受这个任务。但同时他又有些顾虑:自己一手创办的四川畜产公司,以及公司的一批人怎么办?

    周总理问:“那你说怎么办?”

    古耕虞郑重地回答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

    总理听了,慢慢地说:“这件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这么多,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再定。但我还是想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

    傍晚时分,吃过晚饭,总理请乔冠华通知古耕虞留下,总理还要同他谈话。等到别的客人全都离开,已经是夜深了。继续谈话时,周总理又一次向古耕虞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

    古耕虞内心有些顾虑,一个资本家怎么能领导同业的共产党人?就算自己可以做主,但这样的大事还是要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长会议才能定下来。

    他诚恳地向总理表示:“我是愿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于我经营的不仅是猪鬃,还有土畜产,品种多、销路广,需要先到各地看看再定下来。”

    周总理点点头:“好的,总之,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好。”

    古耕虞当即回答:“我一定努力办好。但请总理答应我先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向你汇报后再定。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总理先转告叶季壮部长。”

    当古耕虞向总理告辞时,已是第二天清晨4点了。

    古耕虞在以后对周恩来《不尽的思念》中说:“新中国亟待建设,周恩来总理这样器重我,委之以全国猪鬃经营的全权,我为什么不接受?!我想到了周总理在抗战时期开导过我的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唐人张九龄有诗云:‘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应该爱怜的是祖国的春天。诚然,我手中有条柳枝,但这条柳枝比起新中国锦绣江山,满园春色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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